>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2016-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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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古典学跟其他学科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尤其在近现代，往往由于观念、方法的更新或重要新资料的发现，在较短的时期内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呈现出新的面貌。这可以称为古典学的重建。

近代以来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可以认为是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开始的。

当时，一部分受国外学术思想影响的人文学者，在破除了对古代的圣人和经书的迷信之后，对传统的上古史和古典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要求对它们进行全面的理性的审查。最早比较清晰、全面地表达出这种思想的，是从美国留学回来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他在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于1919年出版。在《导言》中讨论中国哲学史的史料问题时，胡适把经书完全当作一般的古书对待，并认为《易经》只是“一部卜筮之书”，《书经》也缺乏史料价值[1]。在古书真伪和年代问题上，他大量接受以往学者辨伪的意见(这些意见以前往往为一般学者所忽视)，并且比他们走得更远[2]。他还认为：“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3]胡氏的见解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接着，胡氏的学生顾颉刚于1923年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中国古史“层累地造成”说，又于1926年出版了他所编的《古史辨》第一册[4]，在学术界掀起了疑古的浪潮。顾氏在疑古史和疑古书两方面，都比胡氏走得更远。

从20年代到30年代，疑古逐渐成为古典学界的主流思潮，传统的古典学在很多方面受到清算。经书的神圣外衣完全被剥除。很多先秦古书的年代被推迟，有不少书被看作汉以后的伪作(这里所说的书包括书中的单篇)。虽然怀疑古书之风早就存在，但是只是到了这一次才发展成主流思潮，怀疑的广度和深度也大大超过以往，从而明显地改变了古典学的面貌。

就在顾颉刚等掀起疑古浪潮的时候，以研究殷墟甲骨卜辞和敦煌汉简等新出土的古代文字资料[5]而驰名的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1925年的“古史新证”课上，针对疑古派过分怀疑古史的偏向，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6]。疑古派认为周以后人所述古史多不可信。王氏根据甲骨卜辞中所见殷王世系，指出《史记·殷本纪》所记殷王世系“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7]；又根据甲骨卜辞所记殷先公“王亥”等名，阐明了《山海经》、《楚辞·天问》所说王亥等人事迹，证明即使是这类“谬悠缘饰之书”，“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8]。由于当时已出土的古代文字资料的局限性(如缺乏简帛古籍书)，王氏的努力在总体上并没有能够遏止疑古的势头(编按：此句为这次编校时所加)。

二重证据法既是研究古史的方法，也是研究古书的方法。就上举王氏使用这种方法的实例来说，他既证明了《殷本纪》所记殷王世系的可靠，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他对《天问》所说王亥(《天问》称“该”)等人事迹的阐明，从解释《天问》内容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重要贡献。王氏在讲授、研究《尚书》、《诗经》时，也时常援用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等出土资料。王氏之后，由于他的影响和“地下之新材料”的不断出土，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古书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在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中，由于对国外学术思想的借鉴(如研究先秦名学著作时对西方逻辑学的借鉴)和二重证据法的应用，在先秦古书的解读方面涌现了很多新的见解，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

50年代以后，由于考古事业的发达，地下的古代文字资料大量出土。尤其是7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了大量汉代(多数属于西汉早期)和战国时代所抄写的古书，如临沂银雀山、阜阳双古堆、定县(今称定州市)八角廊等汉墓出土的竹书，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慈利石板坡、荆门郭店等战国楚墓出土的竹书等，为古典学提供了一大批极为宝贵的新资料。

由于这批资料的出土，很多久已亡佚的先秦古书得以重见天日，不少传世的先秦古书有了比传世各本早得多的简帛古本，古书中很多过去无法纠正的错误和无法正确理解的地方得以纠正或正确理解，不少曾被普遍怀疑为汉以后所伪作的古书得以证明确是先秦作品，不少曾被普遍认为作于战国晚期的古书得以证明是战国中期甚至更早的作品，先秦古书的体例也被认识得更清楚了。出土的古书之外的古代文字资料以及没有文字的古代遗物和遗迹，有些也具有帮助我们纠正古书中的错误，理解古书中的难解之处，以至确定古书时代的作用。

受赐于上述那些资料，我们已经“走出疑古时代”[9]，开始了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这次重建的任务相当繁重。已出土的简帛古书等资料，有不少尚未整理完毕，而且今后极有可能还会出土这类资料。已发表的资料的研究工作有待深入开展。不少传世古书也需要结合简帛古书重新加以研究。所以这次重建虽然可以认为从70年代就已开始，目前所处的阶段仍然只能看作初期。

古典学的重建往往跟其他人文学科的重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疑古思潮笼罩下的古史和古典学的重建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包含重要的儒家和道家著作的郭店楚墓竹书在1998年发表以后，在人文学界引起震动。有的学者认为，有了这批资料，“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10]。由此可见古典学重建工作的重要性。参加这项工作的学者应该有极强的责任心。

在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中，学者们在古书真伪和年代问题上，一方面廓清了传统古典学的不少错误观念；一方面又“对古书搞了不少冤假错案”[11]，为古典学和一些相关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用二重证据法校读古书方面，也有不成功的例子。例如：《周易·萃》六二爻辞中有“引吉”之语，高亨在《周易古经今注》中，闻一多在《周易义证类纂·四·馀录》中，都根据甲骨卜辞中常见的所谓“弘吉”，说《周易》的“引吉”是“弘吉”之误。到70年代，有学者证明卜辞中的所谓“弘吉”，其实是“引吉”的误释，《周易》并没有错[12]。希望在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中，学者们能吸取这些教训，尽量少犯错误。

我参加了古典学重建的工作，想谈谈为了做好重建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与其他参加重建工作的学者们共勉。由于时间限制，我只准备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以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相对照方面的问题和古书真伪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