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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量刑!首席大检察官答疑解惑认罪认罚适用

  侦查阶段认罪认罚怎么做量刑建议如何做到规范精准

  首席大检察官答疑解惑认罪认罚适用

  由于“侥幸”“观望”等心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环节认罪认罚的积极性不高,怎么破解?如何做好工作,防止犯罪嫌疑人“稀里糊涂”认罪认罚?认罪认罚后被告人为了避免送监执行“假上诉”的,检察机关是否应当抗诉……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率调研组在河南调研期间,专门组织召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调研座谈会,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基层公检法干警,以及律师、法学专家等争相发言,既肯定成绩也谈问题和不足,提出不少真知灼见。

  对这些热点难点问题,首席大检察官一一作了回应。

  “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有更高要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从公平正义供给侧制度上走出的一大步,适用这项制度绝不只是简单地提升办案效率,而是更好地‘救心’‘传道’,体现宽严相济。”张军说。

  做好侦查阶段认罪认罚

  法律规定,在侦诉审阶段当事人都可以认罪认罚,认罪越早,从宽幅度一般越大。但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环节认罪认罚的积极性不高,如何破解?

  张军指出,能在侦查阶段主动认罪,侦查取证的压力将大大减轻,司法付出大大减少,更容易也会更好地做到“三个效果”统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时往往选择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甚至二审时才认罪,既与其主观恶性有关,许多情况下也与办案中以证据政策“攻心”“释疑”的能力直接相关。最高检会同公安部在看守所播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宣传片,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宣传教育,效果很好。我们还可以总结一批“认罪认罚阶段越早,从宽幅度越大”和与之相反的典型案例,让犯罪嫌疑人“盘算清楚”哪个阶段认罪认罚“更划算”。

  有办案人员提出疑问:“在侦查阶段耗费了较多司法资源才抓获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愿意认罪认罚,但提出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不对其进行羁押。花了这么大精力才把人抓回来,难道就是为了让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

  张军回应道,公检法依法追诉犯罪,目标目的完全一致。犯罪嫌疑人能在侦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一定程度实现刑事追诉的目的,则减省了进一步证明犯罪、追诉的司法付出,立案侦查移送捕诉就会更好更早,恰恰说明了侦查起诉阶段依法追诉,运用司法政策“攻心”、矫治犯罪取得了最佳效果。评价侦查、检察人员的业绩应该与时俱进,不能简单地以逮捕起诉从重判处、从严判决来评价前期追诉工作的付出。越早能让犯罪嫌疑人认罪服法,证明办案人员的司法专业能力越强,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越好,业绩考评要给予更高的评价。

  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由于值班律师作用还有待充分发挥,可能存在被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况”“有些犯罪嫌疑人本身并不情愿认罪,但选择通过认罪认罚尽快拿到判决结果,走出看守所”……座谈会上,围绕大家关注的认罪认罚自愿性问题,张军从认罪认罚从宽的本质入手予以回应——

  认罪认罚的本质在于:自愿。2020年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超过85%,量刑建议采纳率近95%,一审服判率超过95%,高出其他刑案21.7个百分点。但不容否认,种种原因,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中,当事人自愿的程度、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或因适用中具体工作方式方法欠妥,致法庭上反悔。

  实践中确实存在因为工作不到位,或工作方式方法简单,导致犯罪嫌疑人觉得“稀里糊涂”认罪认罚了。也有一些惯犯,主观恶性很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没有充分的事实证据,不到他们心目中的“最后一刻”,不会缴械投降。甚至在法庭上有一丝可辩,认为有侥幸的余地时,其即翻供,指认前期认罪认罚工作带有“被迫性”。

责任编辑:JNQ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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