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儒——传统文化的调和性

　　浮儒一词是我对自己的称号，或者说是对与我同一类人的社会称谓。即不羁于儒家严格的教条主义，有着道家闲适随性的思想，但始终坚守儒家所提倡的做人修养。

　　儒家思想是一门很博大的思想体系，它有着多种发展方向，可以修身，交友，齐家乃至平天下。它一方面可以成为人生规划，一方面还可以单独的用于各个层次及领域。被人称作儒生应该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因为这代表着多种美德：谦谦君子的气质，温润如玉的修养。这是智慧者的代表，是思想上的高层者。但是要获得这个称谓实在很难，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也不过七十二人。因此要想成为儒家文化的完美主义者，恐怕真要如孟子所言：“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好在中国思想史上又出现了一个逍遥于天地之间，放浪于形骸之外的庄子，使得我们中华民族在思想发展上有所调和，多了一些浪漫与豁达。

　　儒家所倡导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约束性，而且这种约束性是无形的，是对大道大德的信仰。一个有着传统儒家观念的人往往具有很高的理智，但也因此会对一些粗俗以及不道德的现象感到愤怒与忧郁。这种约束性被后人归纳为：忠君思想，亲仁思想，礼节行为，道德行为。我们不认同这种不近人情的思想，因为这是我们所应该具有的美德。而我们唯一做的不完美的是对这些思想的过分要求或者说做到全面规范。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要提一下自己的猜测：从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后世历代封建帝王尊孔尊儒的政策，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利用儒家思想所潜在的约束性，又根据统治者需要，把忠君思想无限放大；而这一结果又导致了近代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误解，加之文革的破坏，使得儒家文化逐渐没落。所欣慰的是现在学者终于能理性的看待这一问题，并重新拾取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的枝枝蔓蔓了。

　　在我所读过的古典名著当中，尤其钟爱《孟子》和《庄子》。就《孟子》一书而言，它比《论语》更富有趣味性，每章都会引用故事来说明道理而不像《论语》以及其他诸子著作那样单纯的阐述道理。《庄子》虽然有些玄奥，但其中的文章有的类似散文，可以静心；有的则如小说，言语间流露出幽默感，让人回味。但两本书所表现的思想却大相径庭，孟子是有着倔脾气的老先生，对一切不道德的现象都会表现出不满与愤怒。我想如果庄子和孟子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又恰好狭路相逢时，那将会是一场精彩争辩。但我敢肯定的是，在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孟子会盛怒而走，庄子则会说着“子非鱼”的故事，而后高唱：“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两个都是辩论大师，只不过两家学说在对大道的论战中是没有任何交集的，但是两者之间却是需要调和的。如果孟庄能从小处谈人生道德，应该会有共通之处的，只是说法不同而已。

　　懂得儒家思想的人应该了解，儒家思想是有着谦柔品性的，只不过千百年来耿直的大臣已将其塑造为刚健的代表。正直是好的，但正直中应该有谦和的态度，既要有对非正派行为的批判也要有容其之雅量。比如《庄子》中就有介绍孔子对颜回去卫国宣扬正义的反对；孟子也曾对“寡人有疾”的齐宣王循循善诱。可见早期的孔孟之道所宣扬的儒家文化并非那么死板，反而是有一定的豁达与变通性的，可叹的是在后世的继承和发展中变得过于严格，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礼制的约束，这里的礼制是正规场合的礼节而非平常我们所说的礼貌问题。在北宋时期就有宰相赵普不换朝服以待太祖夜访的故事。其实君臣之间在下朝之后完全可以穿着便装会面聊天，何况赵普与太祖关系非同一般。由此可见礼制也成为君王至高无上的体现，甚至演变至今还有一些儒家学者对此有所赞赏。

　　当然，历史上总会有一些放荡不羁的人来挑战这一权威，五柳先生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与对自由生活的向往，王羲之也有感于曲水流觞的豁达而写下《兰亭集序》，以饮酒赋诗为乐的竹林七贤，落魄于官场而吟唱大江东去的苏东坡；乃至高度集权封建社会下的金圣叹，郑板桥等人。我们很难定位他们是儒还是道，相较于儒生他们多了一些豁达与不羁，相比于道家他们也没有完全放弃所有的欲望，而是有所寄托，爱花，爱草，舞文弄墨，也有着不仕二朝的清高与孤傲。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儒与道的思想的结合。

　　所以在当今社会，我们可能做不到像陶渊明等人那样豁达逍遥，但我们可以在坚持自己道德准则的前提下，努力做一个乐观积极，对生活抱有激情的人，那样我们也有着一个高雅的称号——浮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