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士 第三版_150523

　　
沈醉“文革”自述
　　5年监狱生活还有20天才恢复自由，我被政协一位造反派小头头从监狱领回（不是接回，而是打了领条的），到机关东楼下原来溥仪住过的小房间，便看到骨瘦如柴的妻子，含着热泪在等待我。
　　那天和我同时释放的还有曾任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的董益三。他也是特赦后又被关了5年。他的妻子宋伯阑也是流着泪在等候他。文史专员组全组成员都在那里等我们。杜聿明，宋希濂……一个个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庆贺我们能活着回来。
　　他们中有一位是第六批特赦出来的，是我们当中最积极的分子，造反派便指定他领导我们劳动。他见我们回来，立即用很严肃的口吻说：“你们回来还得参加我们的劳动，可以回家休息一天，后天起便来和我们一同劳动。”我一听这话，心想造反派真有眼光，挑一个这样的人来管理我们，准比他们还要高明得多。不过我觉得总比在监狱要好一些，起码可以和家里的人在一起，还有一些和我的思想差不多的老友可以边劳动边聊聊天，所以我妻子领我回家休息一天后，我便准时去机关参加打扫卫生和搬运物品的劳动。
　　由于我在押期间，左腿下肢被红卫兵用擀面杖打成骨裂，走起路来总不那么方便，而那位带我劳动的，因刚特赦出来就恭逢十年浩劫序幕拉开，周总理还没有把他们正式委派为文史专员，只是让他们在专员室学习。他为了争取早日成为专员，遇事都表现积极。他看我年龄比较轻，而且身体也较结实，每遇重劳动总是指派我去，我也总是尽力去干，谁会想到竟会一连多次几乎使我造成终身残废甚至摔死。
　　有天上午，这位朋友带我去卸煤。我们两人要把几卡车的煤在一个上午都卸下来，一般壮劳力也不易办到的。他却向造反派一个管我们的头头包了下来。我一连干了两个多钟头才卸下大半车，一看他已卸完一车了，我只好加劲干，忽然我感到一阵头晕，从没有卸完的煤上头栽了下去，幸好正栽在一堆煤上面，要不那次我就提前“安息”了。
　　还有一次，有一个管理我们的造反派小头头，新占了别人（估计是我们一样的“黑五类”）一处五层楼上的大套间，让我去为他搬家——从他原来住的四层楼上两小间搬东西上卡车，再从卡车上搬东西上五层楼。我是做到了尽力而为，力尽为止。但在抬一个重达百余斤的大木箱上楼时，我一再说我腿受过伤，抬这么重的东西上楼没有劲，怕出事故，我多提点背点都行，他把脸一沉：“累不死你！”我只好咬着牙关和他抬，他走前面，我走后面，重量绝大部分压在我肩上，我一边上楼一边喘着大气，用手紧紧抓着楼梯的栏杆扶手，刚爬到三层楼的一半，受过伤的左腿一下软了下来，跪在楼梯上，他不但不扶住，还把手一松，整个大木箱朝我身上压了下来，如果不是跟在后边提东西的那位好心的司机，抢一步把木箱顶住，我即便不粉身也得碎骨了。
　　接着司机提出替我抬大木箱，让我提他手上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我除了发自内心的感激外，还不敢说声“谢谢”，因为怕别人指责他“划不清界限”，反给他添麻烦。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忘记肯在那样危急之下“助一臂之力”的优秀共产党员、政协汽车队的一位可敬的好司机。
　　随着局势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看出“四人帮”是要篡党夺权，对于“横扫”我们这些人，只是虚晃一枪。虽然这虚晃一下也造成不少人的死亡、伤残，但目的不是要完全消灭我们。所以对我们的劳动也随之而减轻，让我们管理政协机关的全部花草树木和厕所、食堂及机关卫生打扫工作。
　　为了培养好花草，每天一大早还没有人打扫马路卫生时，杜聿明便去捡拾一些马粪来作有机肥。不料有一天一个造反派头头心血来潮，比平日早点上机关，发觉杜聿明等在大马路上拾马粪，便想到如果让外国记者看到了拍张照片到外国发表，这位全球知名的大科学家杨振宁博士的岳父竟落到如此地步，似乎不妥，便下令不准我们再到马路上去拾马粪。
　　弄弄花木，看来是很轻很轻的劳动了，谁料我竟又遇上一次死里逃生的小事。有天，一位干部指着离地两丈多高的一根枯树枝，要我把它锯下来，我便爬上树去锯。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站立的树离枯树枝有几尺远，我不得不弯着腰，上身扑向枯枝去锯。
　　开始我还考虑到，锯到快要断的时候，得把身子向后挪一点，并用手扶住树干，另一只手伸远点去锯，就不会摔下去。没想到这树枝枯朽多年，只锯到一半，还没等我抓住树干，就“咔喳”一声，枯枝连锯子一齐向下掉，我也跟着往下掉，不知是急中生智，还是人有从猿猴祖先遗留下来的求生本能，在离地一丈左右的时候，我一下把一根横着的小树枝抓住，那根树枝经不起这猛的一压，便由弯而折，我就飘飘落地，未伤毫发，要不是这根树枝的缓冲作用，两丈多高掉到水泥地上就不知会摔成什么样了。
　　那位干部闻声走过来，不但不问我摔伤了没有，还用惋惜带责备的口吻说：“让你把那根枯枝锯掉，你连这根好好的树枝也折断了。”人而不如树枝乎？我何言哉！　　　 （五）

一九四七年，沈醉（前排中）和家人、同事在南京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