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与包拯精神 第三版_150523

二是深察民情，为民请命。
　　包拯对仁宗寄予厚望，他希望仁宗“薄赋敛，宽力役，救荒粮”，重现“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的尧舜盛世。当时的现实却是，北宋王朝进入中期，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消失，因循苟且、贪污腐败之风漫延，官僚盘剥，农民苦甚。因此，他在以大无畏精神反贪反庸的同时，又呕心沥血地为民请命，这类奏议占了全部奏议的三分之一。
　　其时，赋税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难使人应付的是折变、支移以及头子、仓耗。所谓“折变”，是将明文规定征收的物品，按官府临时需要折合成现钱或其他物品交纳。折来变去，官员们从中牟利，纳税人负担加重。“支移”是将就地交纳的税粮移到其他地方交纳。如果移地交纳现金，官方还要索取“脚钱”。“头子”与“仓耗”都是按赋税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税，只不过后者找一个“仓库损耗”的名义，巧为立目而已。
　　包拯得知陈州五县的折变问题十分严重，立上《请免陈州添折见钱》说，一斗大小麦市场实价50文，却折变为100文，外加脚钱、头子、仓耗40文，共计140文。这样“二倍诛剥贫民”的“非常暴敛”，必须立即取缔，改为按市场实价计算或“纳本色”――交实物。
　　同时，包拯发现淮南、江浙、荆湖等地同样存在折变问题，其程度之严重不亚于陈州。他心急如焚，连续四奏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并由此推及“诸杂科率”，一再要求朝廷下令“权且停罢”。当时官府用物，均摊派给民间，虽云购买，却比市价低。这种强制性的临时赋税叫作“科率”。包拯要求停罢或减轻苛捐杂税，可谓解百姓于倒悬，“民欢呼至泣下”。
　　包拯的这些奏议，反映问题实在，提出建议明确，爱民之心，跃然纸上。在行文中，他还指责一些地方官吏“虽有前件圣旨指挥，本处官吏并不遵禀”，并具体指出：“发运司但务岁计充盈，不虑民力困竭，上下相蒙，无所诉告，为国敛怨，莫甚于此。”谁都知道，这种报告是要得罪一批人的，但包拯直言谠论，并无顾忌。
　　包拯赈救的范围不仅是灾难深重的农民，而且包含更广泛的民生。罢巡驿、保民田、除放欠，改盐法，救饥馑的奏议，都给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有向绶其人者为官不法，为上所察，他怀疑有人告发，私加拷问，逼其自尽。事发，向绶故旧多方偏袒，诬罔告发者，干扰案件处理，导致“九十余人依旧收禁”。包拯上书，为被收禁者叫屈，所谓“盛暑之际，枉被禁系，实可伤悯”，充分体现了其惩恶、扬善和爱民之心。
　　三是清心直道，严于律己。
　　包拯知端州时，曾赋《书端州郡斋壁》一首以明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余训，无贻来者羞。”清心才能寡欲，进退不失其正，故谓正本。直道而行，光明坦荡，故谓身谋。这首诗是包拯立身处事的宣言书，也是终其一生的行动指南。
　　包拯服丧期满，在京城听候派遣官职。当时的官场上，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甚盛，宰相吕夷简的官邸更是门庭若市。包拯和吕夷简有同乡之谊，吕夷简以为他一定会登门求见，却久等未至，后来才知道，包拯到吏部报到后，就直接到天长当知县去了，这让吕夷简很感意外。从此，包拯在仕途上就沿着这条直道走下去，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共计25年。
　　25年间，包拯从知县、知州、转运使，直到枢密副使，成为一名执政大臣，跻身于国家最高领导核心，全靠自己闻名朝野的政绩，当然，也离不开比较开明的仁宗皇帝的赏识与支持，正如他的门人张田在《孝肃包公奏议题辞》中所说：“愚谓非会仁宗皇帝至明上圣，有不可惑之聪，公欲必行其道于时，难矣乎！”
　　25年间，尤其任职台谏期间，包拯弹劾过不少官员，有时也不免因愤激而措词过当，忌恨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他依然在官场上破浪行舟，我行我素，甚至扮演了顶风船的角色，原因就在于自己如清水明镜，个人品格上白璧无瑕，连看不起他“素少学问”的欧阳修，也赞美他“拯性好刚，天姿峭直”，“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包拯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选拔官吏，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深深懂得“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其奏议中具名推荐的，便有孙甫、张环、吴奎、范祥、韩贽、张田、吴及、赵尚宽等人。需要强调的是，他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没有一个被推荐的人是出于个人关系，更不要说拉帮结派了。所以他才敢于向仁宗保证：“或不如举，臣甘当同罪。”
　　包拯一贯服从朝廷的调遣，当年被视为蛮荒之地的端州（今广东肇庆）也甘愿赴任，并做出了出色的政绩。除长子病故，要求回乡任职以便就近照顾家人外，他从未向朝廷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那七封《求外任》的奏折，是对身为谏官而言不见采的抗议，不在此列。
　　包拯一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宋史》本传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知庐州后，“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戳之，自是亲旧皆屏息”。横行霸道的官员为之收敛，堂舅犯法一视同仁，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包拯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发誓作“民之表”，几十年间，除朝廷给予的俸禄外，没有多吃多占过一分一厘。他知端州三年，离任时端州百姓送端砚一方以作纪念，他也拒不接受。“不持一砚归”，从此成为载誉史林的佳话。他还曾留下家训，叮咛子孙务必将清正廉洁的家风代代相传：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包拯精神”是在特定的地域、时代、社会、阶级中产生的。但由于这种精神具有历史先进性，由于有历史先进性的精神总是具有永恒的光辉，它就和大思想家的思想一样，超越了时空乃至阶级，历千年而弥新。
　　北宋至今，1000余年过去了，包拯受到历代百姓的普遍敬仰，就在于他那种闪耀着永恒光辉的“包拯精神”。这种“包拯精神”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还处处回响着它的声音，那就是对公平、正义、清廉的全球性吁求。
　　泰国有一家洗衣粉十分畅销，原因是它的商标叫“包公”，而且它的广告词是这样的：“本洗衣粉的去污效果，就像包公对待贪官污吏般毫不留情；本公司的经营方针，就像包公审判案件一样公正廉明。”这则故事，能够说明问题了。
　　　　　　　　　　　　　　（二）